周汉民：准确把握上海自贸区政策体制创新

船舶新闻

　　如何准确把握上海自贸区所涉及的一系列政策创新与体制调整?上海及长三角区域间如何快速调整适应,以加速区域一体化发展?企业如何把握新的机遇,快速融入上海自贸区并加速转型升级?日前,《瞭望东方周刊》就以上问题专访了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上海市委主委周汉民。
        　　《瞭望东方周刊》:上海自贸区挂牌开张至今已9个月,你如何评价这9个月来的成绩?
        　　周汉民:对上海自贸区,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期望在2013年8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得非常明确: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它是在国际国内巨大的改革动力下所作的一项战略决策。如果说有什么可以圈点,我觉得它有七大溢出效应。
        　　第一,它成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核心内容,这项改革决定涉及60个方面,有336个点。自贸区本身所承担的职责是全力推进国家全面的深层次的改革和开放。
        　　第二,它引发了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层次思考。上海自贸区在投资领域以负面清单管理引发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认为在社会管理领域,也应当由正面清单管理来治理,又称之为权力清单。一句话,法无明确授权皆不可为。而市场与社会运作,按负面清单,法无明确禁止可能可为。
        　　这是一个核心问题,而制定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也将载入上海自贸区条例,作为法律基础。
        　　第三,它真正推动了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这项谈判从2009年开始,谈到2013年6月,共有九次,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甚至连实质性问题都没碰到。因为美方认为谈判的基础就是要共同遵循两个准则: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你还没实施,我无法和你谈。
        　　2013年汪洋副总理在美国讲话时说,我们愿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为谈判基础,放出明确信号,我们的自贸区要这样做了,那时候自贸区的总体方案已经批准。
        　　经过中美第五次经济战略磋商,美国内阁重要机构之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向总统写了一篇报告,指出中国自贸区的运行,不是花架子,不是官样文章,改变的是制度层面的东西。过去我们用投资目录,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相当繁琐。现在是你要做什么你自主,你不能做什么,政府告诉你。这是一个机制上的改变,但首先是心态的革命。
        　　世界很关心这一条。其实我们负面清单的内容和当初的投资目录中的限制类、禁止类相差无几,但管理方式变了。2013年我们实际运行到现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实质性谈判四次,第四次前不久在北京刚结束,据说谈得有成果。七个月里谈四次,这是非常密集的。
        　　第四,由于上海自贸区的努力,也由于美国和我们进入实质性谈判,2013年11月,欧盟两位巨头访华,决定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可以开始谈判。2014年6月,中欧双边正式会谈在京举行。
        　　第五,我们推进了中欧自由贸易区协定谈判的可行性研究。美国和欧盟在谈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谈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协定。中国当然要有相应的举措,我们要有必要的平衡。
        　　第六,上海自贸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向全国扩展。第一个经验2014年3月已经推广了。3月1日,企业注册从资金的实缴制到认缴制转变。到今年第四季度,我们会提出一个清单,上面可能有36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如果有成熟、可复制的经验,就应当立刻复制到全国。
        　　第七,上海自贸区起航了,引发全国各地都想办自贸区,现在有26个省市区办自贸区的努力在推进。想改革是好事,但也不能群雄竞起。
        　　这七大溢出效应,可以说是上海自贸区取得成绩中可圈可点的部分。你如果知道我们自贸区是如何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就知道做到今天这个份上有多艰难。上海自贸区第一步已经走出,第二步就要进一步与世界接轨,2015年将是关键的一年。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说2015年是上海自贸区的关键一年?
        　　周汉民:上海自贸区是压力测试场。这个压力来自于中国的第二次“入世”。这个“世”是广义的,指的是世界经济贸易和投资新规则体系。
        　　新规则体系体现在三个谈判中: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和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这三大谈判各有侧重点,将构筑世界经济贸易的新规则,再加上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
        　　上海自贸区今年上半年要提出第二份负面清单,明年提出第三份,内容就是针对TTP、TTIP和TISA的谈判内容来进行必要的测试。
        　　当年中国加入WTO时,全球160类服务贸易,我们只开放了102类。开放还不够广,开放程度也不够高,这就是明年的关键点,明年自贸区将迎接“三加一”的实验,格外关键。
        　　《瞭望东方周刊》:自贸区到目前为止,注册公司为9585家公司,其中内资企业占90%。这是之前就预计到的情况吗?
        　　周汉民:中资公司占比高,这个情况不必褒贬。当年改革开放,中国没有太像样的企业,因此外国企业蜂拥而至。30多年之后,我们有了一大批优秀的中资企业。
        　　除此以外,我们做过很多调研,和外资企业有多次恳谈,他们普遍认为,不确定的事在中国不能做。什么叫确定的事?就是要有法律保障,而自贸区条例还没实施。8月1日正式推出自贸区条例以后,这些现象能改观吗?我们乐观地认为会的,外资需要稳定性和安全感。
        　　《瞭望东方周刊》:什么样的公司适合在自贸区发展?
        　　周汉民:去自贸区的一定是希望走向世界的企业,因为这里是跳水台,是桥头堡。如果只想在国内倒腾,大可不必去自贸区。除此以外,一定是与开放的六大领域休戚相关,而且能在其中不断派生、衍生出新业态的企业。还有,这些企业始终将自己当做国际性企业来打造,有正规的企业管理,而不是只为了淘一桶金。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看来,自贸区还有哪些地方需要再提高完善?
        　　周汉民:自贸区的不足大家都有议论。首先各项配套措施必须及时跟上。还有人说自贸区注册大厅外面都是黄牛,黄牛租了房子来做中介,很不规范。自贸区完全可以通过招标,认定几家有资质的公司,履行社会职责。在这方面,世博会的经验可以借鉴。
        　　除此以外,自贸区的规则和做法,官方的解读还不够。如果能定期开新闻发布会,实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制度,很多问题能够解疑释惑,不会以讹传讹。
        　　自贸区条例出台时,希望能够把其他外文本一起出台,这条很重要。你要让投资者第一时间知道,我们立了什么法。1990年9月10日,浦东开发开放确立了九项法规,朱镕基同志要求,除了中文版,还要有英文版、日文版,这个效果是了不起的。要让别人第一时间知道我们立法的稳定性、公开性、透明性。
        　　而且,当自贸区有上万家企业的时候,自贸区企业协会就应当成立。这些企业要能自己管理自己,由社会共治达到广泛共识。
        　　我认为这些是需要继续改进的。
        　　《瞭望东方周刊》:最近发改委官员在回应自贸区申报被叫停时说,要看上海自贸区试验的成效,要把握试验的路径,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推广。你怎么看上海自贸区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
        　　周汉民:可复制的一定是具有共性的体制和机制;可推广的一定是改革和创新的经验。
        　　举个例子,自贸区关于企业注册资金从实缴制改为认缴制,2014年3月1日,我们向全国复制。我们要做的,全国都能做。但是有共性问题,也有个性问题。上海自贸区做的很多事,别的地方不具备条件。比如金融体制改革,这个目前是无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
        　　而可推广的是一种精神状态,要既大胆又稳重。习总书记要求我们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要上海拿出成熟方案,然后中央再对接。当时我们用了三个月才拿出整体方案,虽然草拟方案并没有那么难,但是每一步都要跟中央相关部门磋商。这就是可以推广的经验,自贸区申报,方案的成熟度要高。
        　　再比如,我们当时要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要实行负面清单。但是有法律障碍,因为国家有三部基本法律是不允许这样做的。最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决定,自2013年10月1日起,三部法律在自贸区暂停实施三年。这就是一个可推广的经验,就是说当改革发展不符合现行法律规章时候,应先解决法律规章的让路问题。
        　　除了可复制、可推广,还有一条就是可辐射。如果上海自贸区的所有举措在全国遍地开花,那就不是自贸区了。所以我认为,可辐射更为重要。虽然上海自贸区只有27.78平方公里,但要让周边地区也能享受到改革红利,让长三角得利,让全国得利。
        　　可辐射的概念是正能量要赶紧撑大做足,辐射力首先在于凝聚力,人们以你的自贸区为核心,这也体现了向心力和影响力。在辐射的基础上,发挥强而有力的经济引擎作用。我们的自贸区要承担这样的职责。
        　　《瞭望东方周刊》:上海印发的《关于编制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指导意见》里,明确未来上海发展的目标定位——在2020年基本建成“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基础上,努力建设成为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全球城市。你认为自贸区的设立会如何影响上海的这一目标?
        　　周汉民:这个目标正在逼近时间点。目标是否达到,要让国际来评判。如果说四个中心中哪个中心评价很高,我认为是金融中心。金融中心的发展虽然目前不能完全比肩伦敦纽约,也不能和东京、香港、新加坡样样相比,但是它作为一个国际性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经确立了。
        　　但贸易、航运和整个上海的经济地位还有很大上升空间。现在上海的服务贸易占总GDP的62%,和发达国家的85%以上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言下之意,上海还要奋斗二三十年。上海自贸区只能提供经验,提供加速度,但是不能形成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经济总量的积累需要时间。
        　　上海服务贸易占比达70%,至少还需要5~8年,我认为到这个程度就差不多了。因为这个城市的现代制造业不能旁落。工业制造一直是上海的基石之一,不能因为强调服务贸易的发展而排斥第二产业。上海的产业更新换代,跟我们的城市化进程也息息相关,这与伦敦、巴黎、香港等城市不一样。
        　　但是上海还是要占住几个制高点:比如要在互联网的运用、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上花更大力气,上海自贸区需要更多这样的产业聚集。
        　　中国电子商务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是要聚集产业,这就是服务贸易的新业态。要紧紧跟随信息革命发展趋势。
        　　此外,科技创新刻不容缓,不仅表现在工业上,服务贸易中的新业态也要跟得上。
        　　上海自贸区对上海四个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的推动作用,会非常明显。
        　　《瞭望东方周刊》: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将如何撬动区域经济?
        　　周汉民:上海自贸区要符合国家发展的大战略。其实上海站在四个战略的交汇点上。
        　　比如京津冀一体化已经提上议事日程,那么长三角一体化同样重要。作为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最有发展优势的是长三角地区。习总书记曾说,在长三角的经济发展中,上海的领头羊地位要当仁不让。就是说要提出大战略,而且这种战略必须是双赢和多赢的战略,当年开发洋山港就是一例。
        　　长三角一体化中,上海要拿出战略来,而且完全可以推广到泛长三角区域,把安徽纳入进来。
        　　此外,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海都沾边。至于长江经济一体化概念,上海更是龙头。站在这么优势的位置上,上海必须提出更加前瞻性的大战略。
        　　总之,上海会随着自贸区水涨船高,但水涨是指自贸区,自贸区首先要努力,而这个船能浮多高,要看上海17个区县的表现。
        　　中国第一个自贸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为成功的要素——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成事是一定要做到的。